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在2022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没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不宽，文化活动很难开展起来。”“促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业帮扶政策。”

在国家的强力动员和政策支持下，相关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脱贫地区给予了全方位的帮扶。

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乡村产业振兴，尤其是脱贫地区的产业持续发展，依然面临产业规模小、品牌影响力弱、市场开拓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不高、销售不稳定、难以持续盈利等问题。

很多产业帮扶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产品销量的迅速提升和贫困人口收入的快速增加，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限制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参与帮扶的各类主体也暴露出不同的局限。

市场主体不愿意长期投入回报低且不确定性高的乡村产业，导致产品供给常常出现质量差、稳定性弱、破坏生态环境等市场失灵现象（许汉泽、李小云，2017)。政府主体受限于短期政策目标的压力和部门协同的困难（姜长云，2022)，常常产生扭曲市场行为的政府失灵现象（李博、左停，2016)。社会主体存在重物质赠予、服务提供，轻能力建设、民众参与的现象，可能因公益资源枯竭而产生帮扶不可持续的问题（陈恩，2019)。

从外部帮扶力量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已有研究来看，不论是单一市场逻辑、单一行政逻辑还是单一公益逻辑，常常因为不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多重目标，难以构建支持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发起成立社会企业的方式帮扶乡村产业，打造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培育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并通过多主体协作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兼容市场和公益逻辑的混合型组织形态，正在我国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发挥作用。据统计，2015~2018年中国认证的社会企业中，有8%主要服务于农村发展（扶贫、农业、公平贸易）领域，在活跃领域排名第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社会企业研究”课题组，2021)。

为什么社会企业可以帮助乡村产业实现持续发展？目前，已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关注到社会企业联结农户的机制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的手段（谢家平等，2017)，但这些研究还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创新的商业模式是否在理论上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

相较于遵循单一市场、行政或公益制度逻辑的传统组织，社会企业能够塑造融合多种制度逻辑的乡村产业发展新制度环境，这或许为产业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因此，本文尝试从中观层面对组织行为和组织与制度关系进行现象观察和理论提炼，并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社会企业通过何种机制实现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体现了组织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这些社会企业生长于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规范、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共同作用形成的制度环境中；另一方面，这些涉农社会企业也和其他帮扶主体以及被帮扶主体一起塑造着乡村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本部分围绕组织与制度的互动，梳理社会企业与制度环境关系的研究成果。

制度对社会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或者更一般的，对采用创新性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已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刘志阳和许莉萍(2022)对过去30年724篇探讨制度与社会创业关系的文章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学术界已经围绕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创业选择、社会创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社会创业的绩效等话题进行了相当丰富的探讨。

相较之下，受限于数据获取难度和制度变革影响的时滞性，社会企业对制度的反作用还没有受到广泛的研究关注。

有一些学者尝试分析社会企业通过何种具体机制改变制度逻辑之间的共存关系，进而引起制度的变化，他们主要从混合型组织的多重身份认同带来的协调利益相关者诉求方面的优势(Skelcher&Smith，2015)以及混合型组织灵活多变的组织形态带来的制度性实践(InstitutionalWork)便利(Pache&Santos，2013)两个方面进行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

第一，社会企业作为典型的兼有社会使命和商业目标的混合型组织，其组织身份认同横跨了传统的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两大部门。

当它以外部帮扶力量的身份进入市场和社会公共服务发育均不成熟的乡村贫困地区时，其多重组织身份认同可以兼顾捐助救济和商业开发的逻辑，在解决生计困境的同时激发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刘鲁浩等，2016)，从而整合乡村对外部帮扶力量中公益逻辑和商业逻辑的认同，协调多种帮扶主体的诉求。这些学者认为，混合型组织对金字塔底层人群的帮扶，有助于培育包容性市场(Haugh&Talwar，2016)，产生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Santos，2012)。

第二，社会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生成路径多样，相较于传统的企业和公益组织，更容易凭借灵活的组织形态开展制度性实践，填补制度空白，调和多种制度逻辑间的冲突，特别是解决经济目标和社会使命不兼容的问题。

库勒和帕特莫尔(Coule&Patmore，2013)发现，从事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会在原有工作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增强、修正和替换等制度性实践行为进行创新，引入市场逻辑和公共治理逻辑。

高和刘(Ko&Liu，2021)通过对英国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归纳出非营利组织通过融入商业盈利策略、打造专业化组织形态、为社会商业模式寻找合法化依据三个维度的制度性实践，融合商业逻辑和公益逻辑的策略。

具体到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发展的实践，学者们归纳了社会企业整合多重认同、开展制度性实践的一些具体策略。

例如，一项对社会企业如何在印度妇女中推广可持续的经期卫生保健服务的研究发现：在印度这样一个社会风俗保守，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腐败、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叠加的复杂制度环境中，社会企业通过整合多种制度价值观，将制度融合结果与传统制度逻辑进行区隔、消解已有制度逻辑对融合的阻碍等策略，创造了环保型卫生巾消费的细分市场，实现了商业、社会、生态目标的融合(Cherrieretal.，2018)。

再如，一项针对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促进乡村贫困妇女发展的研究发现：该机构通过重新定义市场结构、创设社会交往互动空间、渗入已有社会服务体系、争取当地支持、为新市场参与者寻求合法性、发展意义构建能力等制度性实践方式，培育了包容性市场(Mairetal.，2012)。

以上研究虽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别探索了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领域调整多种制度逻辑的共存关系，促进乡村发展的机制，但在解释社会企业促进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是解释特殊制度环境下社会企业促进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时，其解释力尚有不足。

与不少国家参与乡村发展的社会企业相比，中国的社会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强国家动员、强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行政逻辑受政策关注度变化，在资源供给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在政策关注度高的阶段，行政部门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初步奠定了乡村，尤其是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在政策关注度减退的阶段，行政部门不再全面、持续地投入资源，乡村产业的发展将逐步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社会力量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的社会企业如何在变化的政策环境下，在组织目标设立、组织运营和组织绩效管理等环节（肖红军等，2022)有效融合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平滑行政逻辑的波动性？不同的社会企业在制度逻辑融合的策略和路径选择上有无差异？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的具有一定情境特殊性的问题，也是已有研究还未系统、充分讨论的问题。

本文对两家相对长时间介入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探讨社会企业融合市场、行政、公益三种制度逻辑，实现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对两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采用这种研究设计的原因主要是目前对于混合型组织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已有文献尚未提供完备的理论解释，有待案例研究进行理论挖掘和阐释。

案例研究适于回答“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实现”类的问题。采用案例研究，能够深入挖掘典型案例中因果关系的实现机制(Yin，2003)，揭示相对复杂机制中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采用具有一定差异的双典型案例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具体而言，本文的案例分析选取了两家在乡村产业发展领域取得成功的社会企业—碧桂园集团和国强公益基金会下属的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乡农业）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下属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善品公社（以下简称善品公社）。

从2020年到2021年底，笔者陆续对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机构负责人、普通员工、利益相关方代表（包括母机构负责人、合作机构成员、政府官员、被帮扶群体代表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集体座谈，个人访谈编码详情见表2。

同时，笔者遵循三角验证原则，通过不同来源的资料收集，获取了两家机构的相关新闻报道、微信公众号信息和实地调研的影音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对访谈结果进行验证和补充。

在案例资料整理、编码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使用扎根思路以提炼理论构念、建构理论框架。

第一步，通过对案例信息的初次编码，提炼关键词，并将同类关键词初步合并为一阶概念类属。

例如，在访谈中和文字材料中，两家社会企业在进入乡村产业发展领域的原因方面都提到了响应国家“地震灾后重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动员，因此本文将这些语料提炼一阶概念类属为“响应国家战略”。

第二步，对一阶概念类属进行初步的理论提炼和归纳，并寻找概念类属之间的联系，形成二阶范畴。

例如，两家社会企业在参与被帮扶地的乡村产业发展时，均将帮扶项目“嵌入政府规划”，采取“系统产业链帮扶”方式，并将社会企业发起的帮扶项目与当地政府支持的项目、其他帮扶单位（如对口帮扶的国有企业）投入的项目进行“聚合”。

这几项一阶概念类属体现出社会企业在设立项目、确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积极谋求组织自身目标与公共项目目标的统一。因此本文将这些概念类属进一步提炼二阶范畴为“参与公共项目”，作为社会企业在目标维度进行制度性实践的策略。

第三步，将二阶范畴进一步理论化，形成核心范畴。

例如，两家社会企业无论是在内部治理结构中保持各种制度逻辑的代表性均衡，还是在外部治理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的教育，都体现出社会企业意图通过治理模式的优化，实现组织的稳定发展和使命锚定。

因此，“保持代表性均衡”和“利益相关者关系”这两个策略都可以被进一步理论化为核心范畴“治理模式优化”。编码后的数据结构如图1所示。

第四步，受强监管环境下组织应对多种制度逻辑的“目标—资源—能力”分析框架启发(Liuetal.，2016)，本文通过对案例资料的编码分析，将提炼出的三个核心范畴（贾旭东、衡量，2020)ℴ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优化搭建成社会企业在强国家动员背景下促进制度逻辑融合，实现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解释框架（如图2所示）。

接下来，在研究发现部分，本文将重点阐述社会企业是如何在这三个核心范畴下融合多种制度逻辑，并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

（一）组织目标调适：引导多重目标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传统组织通常只体现单一制度逻辑的价值追求，在帮扶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只关注某方面的目标，其他目标可能会与该方面目标形成竞争，有时甚至会成为限制该方面目标实现的障碍。由于初始价值追求不同，不同组织间为协调多种目标进行合作也较为困难。

相比之下，社会企业在价值层面有多种追求，确立组织目标时有动力将有冲突的多个目标调适为相互兼容，乃至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目标。

社会企业进入乡村产业发展场域后，能够通过系统性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将组织使命与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导向结合起来，发掘多种价值追求的共同点。通过组织目标调适，推动各个目标成为其他目标实现的前提基础。

例如，作为广东国强公益基金会下属的社会企业，碧乡农业以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借助结对帮扶关系，深度参与广东省英德市连樟村产业园示范项目。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有机生态农业、打造乡村振兴学院、开展研学交流活动，促进产业振兴，也推动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从而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价值追求的共同点，并形成目标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互相支撑。

一方面，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碧乡农业有发掘乡村的生态、文化价值，并将其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的激励；

另一方面，当市场逻辑投资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产业时，往往会遇到因产业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生态保护成本高而产生的投资不经济问题，此时，公益逻辑能够促进多种目标之间的调适—控股机构广东国强公益基金会在社会企业发展初期，通过捐赠方式帮助社会企业解决兼顾多重目标的成本过高问题。

同时，该组织也凭借公益属性获得政府部门的相关针对性支持政策，进一步缓解了运行困难。碧乡农业的组织目标调适，找到了项目持续高质量运营这一共同价值追求，构建了多目标互促的目标体系。行政逻辑和公益逻辑所追求的社会公平、生态保护目标保障了市场逻辑所追求的财务目标可持续，也就保证了社会企业对乡村产业的持续帮扶。

再如，作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成立的社会企业，善品公社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依托灾后重建和电商扶贫项目打下的基础，遵循公益逻辑开展社会化服务，将脱贫地区的农业人口组织起来，培育专业合作社，并运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将这些合作社联合起来，用规模化的方式培育市场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善品公社依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资源，与多个脱贫地区的政府形成合作，借助行政逻辑在更多地方开拓市场。

同时，善品公社也联合了其他帮扶力量，尤其是企业的帮扶力量为合作社的运营和发展注入市场逻辑，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价值。

善品公社的组织目标调适，以公益项目自我“造血”、农业人口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实现了多重目标的融合共存。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目标服务于公益逻辑的目标，帮助扩大业务范围、强化市场力量，反过来又增强了社会企业完成社会使命的财务可持续性。

（二）制度资源整合：围绕多维目标实现资源互补

社会企业通过服务国家战略，在乡村产业发展场域中初步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多维目标的协调。但如果不能为多维目标的实现匹配相应的资源，这些目标依然会变成无法达成的“空中楼阁”，乡村产业依然无法实现持续发展。

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传统组织基于单一制度逻辑导入的资金、技术、设施、渠道、人力等方面的资源，往往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会出现作用相互抵消的情况。那么，混合型组织能否整合多种资源，实现资源与目标的匹配呢？

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社会企业可以在乡村产业发展场域中承担链接多种传统组织的纽带作用，将不同资源与相应组织目标进行匹配。

碧乡农业依托碧桂园集团对口帮扶项目，在供给端整合帮扶地政府、科研机构和受助农业合作社的资源，对产业链条进行整体升级。

碧乡农业负责人在座谈中谈到：

在产品销售和品牌推广阶段，碧桂园集团也为碧乡农业提供了多种支持。团队负责人介绍道：

善品公社利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社会网络资源，侧重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产品加工、仓储物流改进及品质把控，在品牌推广过程中注重聚合价值的培育和商业伙伴的引入。

善品公社成都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道：

石棉县黄果柑合作社围绕生产的全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重农业经营主体孵化、品控管理标准制定、地域公共品牌培育和供应链优化。这一模式在善品公社帮扶的多家合作社中得到推广，目前善品公社的品牌产品涵盖了水果、粮油、禽蛋、饮品、干果、农特产六大类，实现了全年不间断上市供应，形成了“月月有亮点”的营销思路。

在推广过程中，善品公社遵循“10%公益+90%市场”的比例，即10%的产品依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自有销售渠道进行推广，维持基本销售额，90%的产品通过与商业伙伴进行品牌共同开发，走市场化销售路径，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

善品公社母机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介绍道：

善品公社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品牌影响力帮助下，获得了包括摩根大通、吉利集团、快手、蚂蚁集团、新浪微博、字节跳动等100多家企业的资金、渠道及品牌资源支持和超过150位明星艺人、100位流量主播的公益支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基于统一品牌的电商帮扶模式。

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均在乡村产业发展的产销环节整合了多种制度逻辑的资源，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和销售渠道的拓展，培育了公共品牌，挖掘了产品的公益和生态价值，平滑了政策性消费和公益性购买带来的市场周期波动，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在具体整合策略和整合路径方面，二者呈现出一定差异。

由民营企业及其公益基金会创办的碧乡农业，以企业在对口帮扶县的大规模投入为基础，采用“自己干”的直接介入方式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将政府、科研机构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公益合作伙伴的渠道推广支持作为企业资源的补充，其资源整合结构以市场逻辑为核心，呈现出更强的中心集聚性。

由官方公募基金会创办的善品公社，以“一起干”的方式发动伙伴机构共同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其资源整合结构呈现出典型公益逻辑的特点，围绕基金会的社会网络，体现扁平化和去中心集聚性，以公益逻辑资源链接行政和市场逻辑资源。

（三）治理模式优化：构建多种制度逻辑共存的稳定模式

在社会企业调适多重目标并整合相应资源开始运转之后，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实现组织的稳定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其使命不发生偏移。

如果某一种制度逻辑体现的治理方式在混合型组织中压制了其他制度逻辑所代表的治理方式，该种制度逻辑所追求的治理目标也会逐渐变成整个组织所追求的目标，资源也会向该目标倾斜，最终可能导致组织使命发生偏移。

因此，在社会企业的运行过程中，好的混合治理模式需要保证不同制度逻辑所代表的治理方式在组织中实现稳定平衡(Pache&Santos，2010)。

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从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两个方面，形成了多种制度逻辑均获得充分、均衡发展的优化治理模式。当然，由于两家社会企业的不同，二者在具体构建路径方面有一定差异。

碧乡农业在优化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注重多种制度逻辑，尤其是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分工协作。在内部治理中，碧乡农业主要采取了集团运营管理植入加企业基金会控股的模式（邓国胜、程一帆，2022)，用公益逻辑控股确保使命锚定，用市场逻辑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盈利能力，通过明确的分工避免制度逻辑间的竞争与对立。

具体而言，碧乡农业鱼咀民宿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在帮扶产业的运营管理中，碧乡农业紧密依靠碧桂园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基础，联合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在淘宝、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运营消费帮扶联盟广东馆线上平台，鼓励采购主体以个人购买、集团采购、礼包式订购等方式购买脱贫地区的产品。

碧乡农业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认为：

在碧乡农业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持续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也体现了“分工协作”的特征。以被帮扶对象能力培育为例，碧乡农业以产业发展示范项目为基础，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知识共享平台，吸引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公益组织伙伴发挥各自优势，进行产业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和帮扶人群的能力培育。

碧乡农业负责人介绍具体合作模式为：

在这些培训赋能和宣传推广活动中，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扬长避短，分别从物质条件保障、项目方案策划和培训内容设计等方面参与，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善品公社在内部治理中主要通过吸引集体参与的方式融合多种制度逻辑。善品公社通过打造公共品牌创造社会价值，培育利益共同体，为多种制度逻辑共同参与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激励。

具体而言，善品公社借助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脱贫县政府中的广泛影响力以及项目点扶持的专业合作社，通过一系列产品开发和公共品牌打造行为，创造了基于品牌和标准化产品的共享无形资产，乡村产业的生产经营主体（遵循市场逻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遵循市场和行政逻辑）作为无形资产的持有者，自然有动力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中。

一方面，公共品牌的建立和品质的严格把控为乡村产业参与者设立了合约底线。随着公共品牌的规模变大，涵盖产品变多，借助公共品牌营销为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带来的收益也变得越来越大，追逐短期利益破坏合约的成本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产品的分级分类制度明晰，根据产品的分级分类针对高中低端市场进行细分，也有助于充分挖掘产品的边际价值。

正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提到的“所谓的标准化，并不是追求把所有产品都做成一样的，而是把相同品质的产品放在一起标明出来。”公共品牌的构建，用市场的方式解决了乡村产业发展中集体行动的困难，减少了组织生产过程中个体破坏合约的可能性。

在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持续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善品公社借助其培训体系，增强合作社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在产业发展决策方面的信息共享，培育决策共识，促进决策协同。

具体而言，善品公社通过打造产地标志性品牌，对地方政府产生品牌价值激励和隐性约束，引导地方政府将资源持续投向有助于品牌价值提升的领域，避免了帮扶资金受短期政绩目标影响产生的盲目投放和过度稀释问题。

在培训和模式复制方面，善品公社母机构负责人介绍道：

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案例均体现出社会企业优化融合多种制度逻辑的治理模式，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创共享价值对于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碧乡农业以市场逻辑为基础优化治理模式，强调多种制度逻辑的分工协作。

善品公社以公益逻辑为基础优化治理模式，强调多种制度逻辑的共同参与和决策协同。两种路径均能达成内部治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中的制度逻辑代表性均衡，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层面的保障。

一、研究结论

乡村产业，尤其是脱贫地区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纷纷进入该领域，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各类资源和机会。这些资源和机会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决定了乡村产业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本文的案例分析发现，以社会企业为代表的混合型组织，在理论上具备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社会企业兼有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公益机构对社会使命的追求。

在寻求以财务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相对落后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问题的时候，社会企业会自觉调适组织目标，匹配国家战略和其他帮扶主体的目标；借助自身的商业网络和社会公益网络整合多种资源，打通网络间的界限；在谋求组织可持续发展和使命锚定的过程中优化治理模式，在内部治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中平衡多种制度逻辑的关系。

通过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与治理模式优化，社会企业可以融合多种制度逻辑，取长补短，克服单一制度逻辑帮扶乡村产业发展的局限，尤其可以克服政策环境的快速变动对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不稳定性，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这一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政策环境持续变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理论意义。

从制度逻辑融合的路径来看，本文研究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差异。碧乡农业深受其初始主导制度逻辑—市场逻辑的影响，注重制度逻辑融合过程中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发挥每一种制度逻辑之所长，围绕重点运营的帮扶项目，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多种制度逻辑之间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协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基金会的控股则有力保障了组织的社会使命不发生偏移。

善品公社深受其初始主导制度逻辑—公益逻辑的影响，注重制度逻辑融合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拓展。通过构建一系列集体参与、共同决策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善品公社将品牌价值不断向外共享，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和决策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吸收更多政府、企业主体参与。

在这个过程中，公益逻辑完成了对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资源的持续吸纳。可见，具有不同初始制度逻辑的混合型组织，可能会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融合路径（如表3所示）。

二、启示与讨论

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助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案例，体现出混合型组织在融合市场、行政和公益三种制度逻辑解决复杂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优势。而两家社会企业在制度逻辑融合路径中的差异，又体现出初始主导制度逻辑对融合制度形态的塑造。这两家社会企业的经验，为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发展议题和国家构建鼓励、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就社会企业自身发展而言，发挥组织初创时期主导制度逻辑的优势，可能是成功实现制度逻辑融合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社会企业的生成是传统组织由关注某一种利益向关注多种利益转变引发的(Defourny&Nyssens，2017)。换言之，社会企业在成为混合型组织之前，几乎都会受到某类传统组织的价值使命、组织文化和组织形态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发现，以不同传统组织为“起点”发起的社会企业，其调和多种制度逻辑目标、整合资源和优化治理模式的原则和路径都是不同的。具体到中国的实践中，非营利组织寻求更多市场收入、企业关注社会事业是两种典型的社会企业产生的源动力。本文的案例说明，至少在这两类源动力驱动的社会企业生成过程中，主导制度逻辑应该被置于制度逻辑融合的中心位置，这样有助于形成稳定的融合结果，提升组织绩效，实现组织社会目标的持续实现。

第二，有条件的帮扶主体，尤其是大型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发起成立社会企业，更好地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既要选择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产业发展方向，运用先进技术延伸产业链，组织好生产并给予生产经营主体充分的经济激励；又要面向市场培育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品牌，挖掘产业新功能和生态新价值。社会企业的混合属性，恰恰便于其调动多种资源，在多个方面同时发力，采用创新的方法解决传统组织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生态目标协调的问题，系统性地提升乡村产业在产业链多个环节的发展水平。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运营良好的情况下，社会企业不仅能促进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还能创造足以支撑组织运转的收益。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发起成立社会企业，可能是一种成本节约、效率提升的履行社会使命的创新模式。

第三，国家如何更有效地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在当前阶段，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企业组织形态和产生路径的差异，在社会企业的认定、监管、支持政策制订过程中更关注社会目标的实现情况和社会使命的锚定情况。

为了实现财务可持续的目标，社会企业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文章发现，组织实现财务可持续既可以更多依靠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与分工协作，也可以更多依靠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利合作。

因此，作为监管和支持主体，政府部门应当充分鼓励社会企业在组织形态方面的差异化探索，避免在社会企业的认定和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过程中过度依赖刻板的结构化标准。

政策制定者可以参考社会影响力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衡量与评估标准，将社会企业的认定、评级与其社会影响力的持续实现挂钩，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为社会企业开展社会创新行动提供政策激励。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对于文章的结论，还有两点需进一步探讨和说明：首先，文章遵循小样本的归纳法研究设计，从典型案例中提取理论解释框架。由于案例选取具有特殊性，因此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检验。

具体而言，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均由大型机构发起创办，大型机构在获取资源、协调利益相关者、借助组织社会影响力对项目进行推广等方面，都具备中小型机构所不具备的条件和优势。

那么，对于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大型机构的支持，制度逻辑融合策略会不会发生变化？在其他社会领域，不同规模的社会企业能否采取类似的方式融合多种制度逻辑，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进而探索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更大空间？

此外，社会企业参与乡村产业的时间比较短，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期结束后，政策性帮扶力度必然有更大程度的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为代表的社会企业近年来取得的良好帮扶效果是否可以持续？这些问题都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探索。

其次，培育社会企业，进行组织创新，发展混合型组织是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这一问题也有待于将社会企业置于更一般的混合型组织研究中进行回答。

在关注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案例体现出，至少在乡村产业发展这一问题情境下，以促进第三次分配为重要组织目标之一的社会企业，已经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内部治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过程和结果。

在其他问题情境中，该机制是否可以复制，效率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也需要更多后续研究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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